引言

真耶穌教會自神選立至今，已逾70餘載。從起初的中國北平、天津、華北地區開始奠基發展，廣傳華中、華南、台灣、南洋，再及鄰近的日、韓等國，現在已佈及歐、美、非、澳各大洲。就信徒人數而言，早期30年間約達八萬人，再經過中國現代政治的高壓統治以及最近的海外移民、世界宣道的努力等因素，數目已數十萬之譜。

光就時間、地理分佈、人數之統計，本會比較其他許多新興基督教派之發展而言，似乎呈顯凌駕之勢。但就實際檢討，本會近一、二十年來之擴展，尤其是在世界傳道方面，已呈露遲緩停滯狀態。此一瓶頸現象，因素錯綜複雜，非三言兩語可概括清楚。筆者不揣淺陋，願僅就一、教會發展之階段性；二、當今世界之繁複性；以及三、我們可做的應變之道三方面，做一簡單分析與建議。



 

一、本會發展之階段性

解決當今教會開拓與牧養的瓶頸問題，應以瞭解本會過去發展的各階段歷史特質為始。本會創始之最大特徵，在於早期諸位奠基者如張靈生、魏保羅、張巴拿巴等人，主要並非以神學研究契入信仰，而是以經歷神啟（revelation）的個人經驗為出發而建立教會。綜觀本會初期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如火如荼的聖工現象，更可確定指出本會在著重體驗與實踐方面，遠超過理論式的神學研究。從西方嚴格的「神學」學術觀點而言，本會可說為不具神學理論或神學研究層面的。

這種偏重宗教體驗而輕忽神學理論當然有其時代背景因素。首先，就一般新宗教組織之創始而言，其吸引人入教者，大都由其靈異現象（charismatic manifestations），即是信者可觀、可感的體驗層次伊始。本會就基督教歷史之沿革而言，雖是脫胎自新教的五旬節系統，但因聖靈、神蹟、特殊教義之明顯與強調，遂有別於其他改革運動後的新教派（如路德會、長老會、浸信會等），而以一種「新宗教」（如早期所用「萬國更正教」之名即為─明燈）的面貌播傳於世。

再者，本會創立之時，正是處於中國千百年來未曾經歷之大變局。軍閥內戰、列強侵略、民族意識抬頭等，社會與政治之動亂不安，促使不少人趨往宗教領域尋找慰藉與解脫。加以當時生產力落後，物質條件低劣，神蹟、異能更加強其吸收信徒的有利條件。考諸本會早期史實，縱有些許知識界人士和上層社會者加入本會，但一般信徒仍來自於知識、經濟水平較低之社會階層為主。在這種教會信徒組成結構的影響下，趨向實體經驗而輕忽神學理論研究更是必然的結果。

上述這種物質、科技落後再加上政治、社會動亂的農業社會環境可說是本會早期得以快速傳道、成長的主要外在原因。此一現象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有了急劇的轉變。在共產政府的高壓統治下，中國大陸的宗教活動受到緊密的箝制，本會發展也受到嚴重的挫折。直到1976年「文革」結束前，我們的信徒不是被捕下獄就是消聲匿跡。間有少數人仍保持信仰，但在彼時緊張的環境底下，較具規模的聚會活動並不存在。「文革」後至今，雖然中國政府聲明恢復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，但是因著對人民結社的戒懼以及全國各地開放程度的不一，本會在中國大陸仍不可能有計劃性或統一性的發展。我們現在比較可確定的消息是，在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因為對外國開放政策較為落實，共產政府控制較鬆，本會的活動因而較為活潑，教會數及信徒數在近來也有顯著的增加。

1949年後本會在台灣的發展與大陸迥別。最大的不同在於台灣因有總會機構的存在以統籌、計劃、培育與差遣傳道人等為主要工作，整體發展較為整齊劃一。尤其在七○年代以前，台灣尚處於靜態而封閉的農業社會，在較少物慾刺激、引誘的有利環境下，本會的成長頗為迅速。彼時據統計人數約在三萬五千人左右，而大多數信徒仍然以中低階層城市居民、農民以及原住民為主。他們入教的原因，還是從個人體驗出發，如病得醫治、聖靈感動等，較少從聖經神學研究入手。

我們可以把信徒的入教歸因於真神的恩典與聖靈的運行、帶領，但是人的追求信仰寄託卻與外在大環境──政治變動、經濟的發展、社會的轉折等──有著密切的關係。回顧本會自創立至1949年的中國大陸時代，以及1949年後至七○年中期的台灣甚或東南亞地區之發展，我們可概略地看出幾個明顯特點：就歷史背景而言，戰亂頻仍、政治不穩定、物質與科技落後，社會相對地封閉。就信徒背景而言：知識水平較低、信心單純、有深刻的個人體驗。本會在此一歷史階段，因著神蹟奇事的彰顯與人事組織的適當搭配，為芸芸眾生提供一有力的「避難所」，讓許多顛沛流離、進退失據的信仰追求者，因入本會而獲得精神的寄託和心靈的滿足。

本會這一穩定而快速的成長期至七○年代中期後，發生了質與量的變化。姑不提「文革」後的中國大陸情況，就台灣與其他海外自由地區而言，一般受影響最劇烈、最直接的，莫過於強勢的西方物質與科技文明。台灣自七○年代後，其海島出口型經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就。隨之而起的是中、小型企業的蓬勃興起與中產階級的形成。島內人民財富驟然倍增，物質享受也大不同於以前克勤克儉的簡單農業社會。八○年代至今，此一驚人的經濟發展仍然持續不衰，雖然中經數次全球經濟景氣低迷影響，但是台灣做為一經濟強勢地區之範例而言，前景似乎仍然看好。

台灣快速的物質、科技變革也帶動了其他領域的改變。首先，因著政治結構的鬆動，許多資訊的傳遞變得更為活絡。再者，因為經濟能力的許可，一般人知識水平不斷的提高；所謂「知識爆發」已成為台灣一、二十年來耳熟能詳的口頭禪。經濟、知識力量的擴張，帶給一般人一種自我肯定，將其視野與生活世界提高至前所未有的境界。另外，七○年代後半期興起的移民潮流，不僅為島內過擠的人口提供一出路，也為多少年來封閉的台灣社會，開啟了另一新的世界。八○年代後半葉的世界旅遊風氣──包括往赴對岸的中國大陸──更是提昇與強化了此一開放的潮流。

總體說來，本會現在所遭遇的所謂「停滯」、「瓶頸」狀態，其實始自上述之新的歷史階段，而其原因也和本時期發生的種種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等各層面變化，有緊密的關係。

筆者認為本會創始以來強調的體驗與神蹟奇事，有不少人主張此為本會立教之根基，在七○年代中葉後之歷史階段，需做一深刻的反思。誠然不錯，做為個人之追求信仰過程而言，此一層面絕不可疏忽；這是人親自感受神恩、神愛的最有力途徑。但是，所謂信仰之追求，往往是相對於生存之大環境而言；沒有人可以完全「超脫」現實生活處境而直扣「信仰」的。本會第一階段的順利發展，得力於當時之歷史條件，這是真神的預備與美意。逢此新的歷史階段，我們是否當審視我們所處的環境，並且重新評估多年來所傳的「道理」（message）是否符合時代人心之需求？筆者堅信神之大能、大愛不變，但其使人認識祂之途徑卻有千萬。身負傳佈神恩、神旨的教會，是否能對人、神、世界之有機關係認識清楚，並在其中承擔積極的引介角色誠為一大嚴肅課題。

在提出我們應當可行的應變之道以前，我們還得略述當今世界之繁複性，因唯有如此方能更如實地為我們的生存實況做一客觀的定位。



 

二、當今世界之繁複性

今天世界局勢變化之急速與複雜，筆者認為科技一日千里之發展，當推為首要因素。因為科技之發達，促使忙碌的經濟活動成為可能；也因為科技之發達，導致政治、社會不再可能封閉與孤立。近數年來，中國大陸之開放與東歐、蘇聯之解體，與此科技之突飛猛進與資訊交流之快速、暢通有絕對的關係。突然間，我們今天的生存空間似乎急速縮小，人與人之間，或國與國之間距離拉近，所謂「地球村」（global village）意識正深刻地統御我們的日常生活。今天我們不可能如二、三十年以前般地過著自給自足、遺世獨立的生活。區區小島如台灣，也需要靠熱絡的「聯線」與世界各國、各地區保持密切交流，以維持她的經貿競爭能力。如此，我們今天正處在人類有史以來生存空間最大也是最小、交通最頻繁、人際與國際關係最複雜的時代。

科技之快速發展與生產力之不斷提高，導出了今天兩個漫衍全世界的普遍現象：「世俗化」（secularization）傾向之加速與「多元文化」（cultural pluralism）之人文走向。

產業革命後，生產力的提高為人類帶來了福祉，也為人類帶來許多負面結果。今天許許多多的人忙碌於金錢的追逐與物質享受，可說是最明顯的始料未及的結果。以前各宗教傳統所強調、珍惜的「神聖」概念和虔敬情操，在今天已逐漸在人們意識中模糊式微。這種精神、宗教層面的喪失，將人化成作純物欲動物；人不再是具有超越能力、有性靈的「神之子」，而只是奴役於物質的「空洞人」而已。

另一方面，我們在身處「地球村」的今天，也目睹了因人際、種族之繁複交往而產生的多元文化現象。即以台灣地區為例，傳統的中國閩南地域文化已受強勢的日本、美國通俗文化浸染。這一代的台灣年輕人最熟悉的無過於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！此一多元文化現象，衡諸其他發展中國家或已工業化國家更是明顯。沒有人可估計到底有多少不同種族居住在紐約。站在紐約市曼哈頓鬧區一個小時，我們可輕易發現有十數種語言在周圍響起；在加拿大多倫多，華人、錫克教徒雜處；在英國各大城，印度教徒四處散見；在加州，各類亞洲移民總和已幾乎凌駕白種美國人。「多元文化」因此意味著多種價值體系的共存；生存在此一複雜環境的我們，也勢必要在容忍、調整、適應中，選擇相處之道。

上述兩種現象，引發了當今一般人最普遍的兩種反應。第一種是，在徹底「世俗化」與「多元文化」的衝擊下，不少人對傳統價值觀念──包括宗教信仰，不是抱著否定就是持著懷疑態度。既然自己本身的傳統價值已非唯一，而宗教領域也不是絕對的安心立命之所，相對的，甚至虛無的人生哲學因此油然興起。大致說來，現代所謂「文明社會」的人，大都受此種風氣薰陶，從正面角度而言，此種態度意味著容忍、進步、客觀。但從另一角度來說，它也代表著玩世的、無所適從式的迷惑。

另外一種對「世俗化」與「多元文化」的反應與前種態度正好相反。它以強調自己傳統價值的態度與大環境之泛潮流相抗頡，由此希望固守和延續此一傳統之價值。一般人喜歡用「保守」、「反動」等名詞形容這種心態。我們環視宗教衝突最劇烈的地區，當可發現皆是此種人生觀所導致。比方說，在巴基斯坦的回教徒與印度教皆固執自己的宗教為唯一真理，以致引發彼此之混戰、殘殺。中東地區的保守猶太教徒（Orthodox Jews）與回教之基要派份子（Islamic fundamentalists）也是因為固執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能彼此妥協。甚至在工業化的西方如美國，有不少基要派基督徒──如和平而極端的艾美序教徒（Amish），寧可與大環境對恃、隔絕，也不願犧牲原來的宗教信仰與生活方式。

很明顯地，這兩種對現在世界大環境的反應皆不是我們應當採取的態度。我們不是毫無原則、隨波逐流者，我們也不是固步自封、冥頑不靈的基要派式的信徒。一種中庸持平的宗教觀，以持續本會之屬靈恩賜為基準，配合大環境中不斷演變的客觀事實，激發一種活的信仰才是我們應當關心、追求的目標。筆者試就以此一目標為鵠的，提供以下數點建議。



 

三、我們可能的應變之道

1.觀念與心態問題

首先，我們需要重新建立起一個正確的心態，即是，神的大恩、大愛不變，但人對神之把握、追求卻隨歷史客觀環境而轉移。真耶穌教會之創始、發展有其有利的歷史條件，到了今天，在「多元文化」、「世俗化」籠罩下的「地球村」，她卻需要面對另一事實，為自己開闢新的發展條件。

真神所設立的教會，在不同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功能當是確實無誤。舉例來說，主耶穌在世時以宣傳神愛世人之福音為首要，祂及門徒為神國大業奔走巴勒斯坦全地，篳路藍縷，席不暇煖，所謂行政、組織難得一提。可是到了第三代、四代信徒如提多、提摩太諸人所代表者，教會的功能遂大為不同。因著主耶穌再臨時刻的延長，教會必得面對處理廣大會眾之事實，監督、長老、執事之職遂告成立，教會行政愈繁，組織愈密。這些歷史發展是經過數十年而成，也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不能預料的。

無可否認地，今天本會的自我認識與現實世界大環境對照之下，仍有一段相當距離。我們數十年來的聖經知識、組織體制、信仰心態等，無法適應新時代的演變。我們有許多觀念與措施與其說是「符合聖經」，不如說是較具「中國」或「台灣」的意味。筆者僅就世界傳道為中心論題，提出以下數項，做為實例說明。


2.海外第二代問題

世界傳道問題繁緒多端，其中癥結所在之一，在於我們尚無法鞏固和激發本會海外第二代的信仰。我們必須認識的是，海外──特別是歐美地區，─第二代教會子弟有迥異於以台灣、南洋為主體者之生活經驗。我們可以、也應該傳遞本會的傳統屬靈經驗給他們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或應該將己身的觀念強制在他們身上。神是活的神，不同時代、地區之信徒需要以其具體條件去感受祂。

筆者常見在歐美地區之本會崇拜、活動等，多舉台灣事而少提所在地之現況，久而久之，第二代子弟們與其父母輩之信仰遂生隔離。年輕一代時常認為本會所言者為「中國事」、為「台灣模式」，與他們毫不相干。教會之體制在其眼中常帶有中國傳統的家長、權威色彩，這與歐美獨立、自主的教育方式亦大相逕庭。反之，海外教會大部分領導人亦不太瞭解如何對應、輔導他們自己的子弟，不是認為其輕浮、視淺、不堪教會重任，即是大嘆人心不古。這種兩代間之代溝在海外因文化、教育背景的差異而明白突顯出來。

海外教會子弟是我們自己的骨肉，如因連其信仰都無法根植，何談海外傳道？筆者仍然必須強調：信仰可以分享、參照，卻不能死硬地附和、跟進──假如我們追求的是一個活的信仰，敬拜的是一個活的神。身為歐美教會領導者，應該認識自己信仰的侷限性，並給予年輕一代大的自主空間，鼓勵他們在聖經道理之基礎上，發展自己的信仰體驗。對於海外年輕的一代，我們需要有這種態度與信心方可。


3.海外扎根問題

我們談世界傳道，跟數十年來不少華人四散世界各地有密切關係。尤其七○年代後期以來的台灣海外移民方興未艾，更為此一大事豎起新的里程碑。可是，世界傳道必得認識各地之文化傳統、風俗語言等為始。海外移民有助於世界傳道之進行，但不一定保證此一大事之成功。

筆者觀察歐美地區之台灣、香港移民（不一定皆為本會信徒），其自居「外國人」之做客心態根深蒂固。有不少移民已在新大陸久居數十載，仍慣用母語，沿用母國生活方式，而稱呼所在地同國人為「外國人」！因是做客，對於當地事務自然不甚關心；一般較深刻的語言、文化也不見得瞭解多少。如是雖然身在海外，但與當地社會毫不相關，過的是「邊緣人」式的生活（marginal existence）。

獨善其身、弱勢的「邊緣人」的信仰想要讓主流社會人士接受是絕對困難的。一般說來，整個中國人社團對歐美社會的參與關心還是不夠；中國人保守、封閉、自卑或自傲的民族情結、很難化除自己與其他種族之藩籬。此點恐怕是我們世界傳道的最大障礙了。

談世界傳道，並不是鼓勵摒棄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習俗和價值體系。相反地，我們許許多多的優良習俗與珍貴的信仰傳統應竭力維護、闡揚。筆者要強調的是：我們應該除去漢人沙文主義或者民族自卑心態，一改過去「同胞」與「外人」之分野，揚棄自私、漠不關心海外僑居地的態度。唯有積極參與，熱心公益，視各種族為神所創造之同類手足才能贏得「外國人」的認同，進而考究我們的教會信仰。否則，本會長久以往，只能流於「中國人教會」之一而已！


4.宗教對話問題

既然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多元的複雜世界，瞭解各種種族及其文化、宗教自屬絕對必要；更有進者，尋求與不同宗教信仰者，包括基督教教派對話，應是世界傳道的途徑之一。

我們傳統的傳道方式，以採取單向式的宣告為主，鮮有把傾聽、瞭解「外邦人」或不同基督教教派之信仰背景當做必要的傳道過程。在同質的中國人社會裏，我們或許容易假設已知對方的文化背景，但是在多元文化的「地球村」裡，這種理所當然的心態是行不通的。

「對話」代替「對抗」應該是我們當今的共識。世界傳道首先應以同情式的瞭解與對方交往，深入其生存處境，探索其所代表的宗教信仰形成之主因，再進一步與其分享上主在我們本會所彰顯的救恩。傳道不是埋首不顧周圍反應式地冒進，更不是強迫他人毫無疑問式地接受；傳道應該是見證與分享，在適當的時機，真神自然開啟救恩大門，迎接凡屬於祂的人。筆者認為此種「對話」方式應當更能深入打動人心，是世界傳道應行之道。


5.傳道者職責問題

今天本會已有一些傳道者辛勞奔波世界各地，為主福音盡心努力；可是，我們卻也感覺到工人缺乏，而主的莊稼橫亙遍野。筆者認為這種「工人少，工作多」的失衡現象不是短期可解決，而解決之道，並非再增添兩、三個國外傳道者即可立時見效；我們需要檢討的反而是：「專業傳道者的工作內容應該是什麼？」

「傳道者」固然是以對外傳揚主的道為首要職志。今天本會大部分的傳道者之工作內容，可說以牧養主內信徒、主持聚會崇拜等教會內部活動為主；這與我們所瞭解的目標不盡相符。誠然不錯，教會內部牧養需要多人參與，但是由我們少數的傳道人全部負擔此工作是人力運用上的一大敗筆。牧養工作應由長執、負責人以及熱心的主內同靈共同負起，因為這些人定居於一市、一鄉，對地方教會最熟悉，由地方信徒擔負地方牧養最是自然不過了。再從信仰角度而言，唯循此一方式，信徒方可能由被動化為主動，由教會之被牧養者變為牧養他人者；過去教會歷史經驗顯示：地方信徒的共同積極參與、關心聖工，常是教會最興旺之時。

專業傳道人應付予他們對外傳道之責；而不論是在台灣或在海外，所有的傳道工作皆是世界傳道的一部分，我們同居地球村，只有文化種族不同之實，卻無分內、外之別。至於如何有效地訓練、組織、差遣這批神所重用的工人，則有待我們更進一步集思廣益，統籌規劃之。


6.神學理論問題

上文提及本會之創始，以神蹟、體驗等實踐層次為主要特色。可是，在談及世界傳道與面臨所處境的今天，不用心於神學理論之嚴肅探討與整理，似乎難以應付一般人的需求。隨著知識與科技之提昇而產生之諸多問題，已非傳統的簡單聖經常識可解決。我們先不談對外傳道方面，就是對主內年輕一代，台灣如此，海外第二代更是如此，若不從較具水平的神學理論闡明信仰問題，我們難免要流失不少主內未來的精英棟樑。而對外傳道方面，更是要求我們（特別是專業傳道者）具備深厚的神學素養與現實意識，以因應當今的福音傳佈工作。

今天本會傳佈世界各地，大家似乎更關心行政、組織的統一，而忽略了教會神學的研究與統一。職是之故，我們各地教會與信徒對本會的信仰認識，難免產生分歧現象，更有不乏就此分裂他去之實例。筆者認為此一教會神學理論問題若不及時同心關注，進行整理研究，往後的紛爭、分裂勢必再起。

由此考慮，真教會今日成立了神學研究班，此一國際性的神學研究、訓練機構。以研究教義、神學、宗教、文化、時事等為主要內容，並且同時訓練本會世界各地之傳道人與領導負責人。有了統一的神學理論，教會之對外傳道與對內牧養方能步伐一致，也能使我們所傳的福音更具說服力與影響力。



 

結論

筆者願意再一次強調：「活的信仰」，唯有在變化不同的環境中，積極尋求人與神的對應關係上，方能彰顯出來。我們可確信真理的不變，但是我們卻需瞭解達到真理的途徑，會隨著時代的演進而不同。本會的興起與特色，是神在特定的時空中所賦予人類的恩惠。我們細察70多年來本會的發展，當可發現有其明顯的歷史階段性。今天，我們已經邁入了另一新的歷史時代，本會自然需要秉持過去的神恩傳統，開闢新的發展路徑，方不辜負神選立本會的意義。以上所列舉的數大項目，是筆者多年來的觀察所得，或許也是我們在思索世界傳道一事上，可資參考者。

編按：（本文原刊載於1993年聯總第一屆國際研討會，第三號論文。經編輯作局部增刪。）

（原[青年團契]2000年11月號）